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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洁琼:血溅金陵忆当年
来源:民进中央作者:雷洁琼发布时间:2019/9/10 8:27:09浏览:

血溅金陵忆当年

——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

雷洁琼

摘自《民进会史资料选辑一》


 历史的背景——走出象牙塔——组成请愿团

——在北火车站——途中的斗争——下关的暴行

——被打伤之后——全国轰动了——会见蒋、马、宋——由南京返沪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和南京,是一个寻常的、晴朗的夏日,但是,在我迄今为止的七十七年的生活中,却是一个难以忘怀、激动人心的日子。这一天,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阴影笼罩下,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市人民团体代表团(共九个代表,当天成行的有八个代表,另有学生代表二人),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和平。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上海北火车站,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一起,隆重欢送代表团赴京请愿,使我深受感动。当天我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阻挠和毒打,我也被打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晚,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亲自赶到医院慰问我们;不久,毛泽东、朱德同志又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全国人民的同情都投向我们,全国的进步舆论都声援我们。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齐跳动。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但是,许多当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就像“过电影”一样。今天,参加请愿的九位代表中,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张絅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七位同志已经作古,幸存者只有胡厥文同志和我。胡老已经九十岁出头,而且他因事当天未能成行,没有碰上“下关事件”,因此,我这个相对来讲的“年轻人”、事件全过程的参加者,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一段史料回忆、整理出来,并就教于各位知情的同志。

历史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急急忙忙跑下峨眉山,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大搞反革命两手:一面玩弄和谈阴谋,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一面依仗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支持,调兵遣将,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吞掉。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一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人民运动。两股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时成立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上通过了决议,发布了停战令。但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集团就悍然调动了上百万的大军向解放区进攻。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眼看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到这年的六月,蒋介石集团由于在军事上连遭挫折,需要喘息时间作全面准备,部署新的进攻,于是又提出自六月六日起,在东北战场上停战十五天。到六月二十一日,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又宣布将东北停战令延期八天,到六月三十日为止。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制止内战危机,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谈。美国政府则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调解”。

    这次停战和谈,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民十分关心。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方面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打算,一方面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六月上旬,先由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要求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与此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函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反对内战。全文如下:

夷初、行知诸先生大鉴:

顷奉惠函,并承示上蒋主席书。雒诵回环,弥觉辞危而情苦,感人至深,曷胜钦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依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唯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才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姑不问国民党当局于此诚意若何,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义。时迫事急,临颖不尽。除遵嘱将函转陈毛泽东同志外,专此肃复。顺致

    时绥

 

      周恩来 董必武 陆定一 邓颖超  敬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地下党决定酝酿组织一个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战争的狰狞面目,在政治上给敌人一个打击,以配合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和谈斗争。

走出象牙塔

    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能参加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亲身受到“下关事件”的战斗洗礼,主要是受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驱动,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一九三一年,我二十六岁时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我学的是社会学。我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可是学成回国后,我不禁为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感到震惊。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呢?我接受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聘任从事教学工作,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但我眼看着不合理的社会却束手无策。回国后仅仅两个星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蒋介石集团采取不抵抗主义,使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得寸进尺,第二年又进攻我国驻在淞沪的十九路军,爆发了“一二八”抗战。日军入侵,国土沦丧,同胞被杀,全国人民无不热血沸腾,怒火满腔。我和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马鉴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棉手套,送往东北,送往古北口,送往上海十九路军。但是,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去“围剿”红军,忙于打内战而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我国的东北三省、热河(现河北北部)和河北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驻扎着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欺压、奴役中国人民。而蒋介石政府却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发布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不许人民爱国。我们气愤之极,感到要做亡国奴的危险,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我愤怒、迷惘、困惑的时候,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朝气感染了我,激励了我,把我卷入了群众游行的队伍。我走在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从海淀经西直门走到西便门,亲眼看到学生们用大木头撞开城门,看到学生们冲破全副武装军警的防线胜利前进。我佩服学生的勇敢爱国行动,我将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爱国青年。后来,我从爱国青年中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起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内心十分敬佩。我开始认识中共是爱国抗日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歪曲宣传,我尚不了解中共的组织和目标。

    一九三八年初,我毅然离开燕京大学的教学岗位,走出了象牙之塔,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主要是组织和训练妇女参加抗战;在江西时,我同许多爱国青年合作共事,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我能看到进步的书报杂志。我的视野开阔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在这同时,我还接触到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给了我许多教益。记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庐山全国妇女座谈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在会上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使我非常钦佩。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我和办事处主任陈少敏时有来往,得到她不少帮助。我在南昌某女子中学里还听过一次陈毅同志作的关于游击战的报告,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敬仰不已。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到前方视察,路过吉安,我幸蒙接见。记得他谈到了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的道理,透彻地分析了形势,得出了抗战必胜的结论,使我心明眼亮。我认识到中共真正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这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再加上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更增加了我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后来,由于政治形势不容许我在江西继续工作,我转到沦陷区的上海教书。敌人的凶残、汉奸的无耻、人民的苦难、亡国的危险,使我忧心如焚。这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组织了两个“聚餐会”:一个是“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文化界人士;一个是“星五聚餐会”,参加者多为工商界人士。“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萧老板家中举行,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费。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有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我和我的爱人严景耀也是这个聚餐会的经常参加者。这个聚餐会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外围的进步政治组织。通过这个聚餐会,我们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我和党的关系密切了。

组成请愿团

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发展。那时,旧政协将要召开,国共两党将要进行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要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星二聚餐会”的人员为基础,由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谢仁冰(章汉夫的父亲)、张纪元、柯灵、严景耀、雷洁琼等二十六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四六年五月,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力量,进一步开展反独裁、反内战、反美帝的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棉纺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各界四十七个主要人民团体(以后又发展到六十八个)联合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各界群众四十万人。第一届理事共二十九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当选为理事。代表其他方面当选理事的还有沙千里、闵刚侯、沈肃文、沈志远、胡厥文、孙晓村、罗叔章、盛康年、胡子婴、汤桂芬、韩武成、秦柳方、甘田、蒋学杰、叶克平、王本鸣、李传庆、彭文应、赵家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将向有关各方呼吁停止内战,并请美国政府莫再以军火资助任何一方,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还决定反对上海市警察局实行法西斯的“警管区制”。然而,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竟然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六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并推举九人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

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上海八仙桥一家饭店吃饭并开会,共到十余人。除胡厥文外,参加代表团的人员都到了。马老(叙伦)在会上宣布: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包达三、张絅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雷洁琼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陈巳生之子),共十一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马叙伦被推为代表团团长。罗叔章、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罗作为先遣人员已在南京筹备。大家还一致推举吴耀宗写英文备忘录,以便面交马歇尔。会上还商定了请愿的策略:代表团到南京后要向国、共、美三方提出要求和平,当然,斗争的锋芒是指向蒋介石集团的。

    代表团名单及身份如下:

    马叙伦  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厥文  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

蒉延芳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四明医院董事长、上海名人                                                                               

    包达三  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絅伯  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盛丕华  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阎宝航  大明公司总经理、东北知名人士

    吴耀宗  翻译家、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

    雷洁琼  东吴大学教授

    陈立复  东吴大学学生、学生会主席

    陈震中  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代表团的九名正式成员,有五人年逾花甲(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盛丕华、张絅伯)。我当年四十一岁,是代表中最年轻的。其余胡厥文、阎宝航、吴耀宗都已年过半百。九人中除阎宝航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人士。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虽然都是地下党员,但他们的活动大都和我们分开。蒉延芳先生早在蒋介石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熟识。据说,抗战胜利后,蒉经常派人从上海送鲜鱼去南京给蒋介石。这说明他们是有交情的。蒉延芳先生是位有正义感的老人,他目睹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家危机十分严重,因此乐于参加代表团去争取和平。

在北火车站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我们代表团的成员(胡厥文因事当天未能成行)就到达上海北火车站。我们买的是上午十一点的快车票,但因为预定要在北火车站开一个群众性的欢送会,所以我们都提前到了。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一队队的人群聚集在北火车站周围,他们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手执各种小旗,有的唱歌,有的呼口号。我们到后,欢送的队伍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北火车站周围。站内站外,人山人海;月台两旁,万头攒动。北火车站成了人的海洋。后来有的报纸估计欢送人群有五万人,有的估计为十万人。谁也没法去清点数目,但形容为人山人海是不夸张的。人群里有数不清的标语、旗子、横幅、漫画等。上海市电话局职工一幅大标语使人印象最为深刻,那上面只有八个字:“内战不停,电话不灵!”到车站送行的知名人士有陶行知、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林汉达、王绍鏊、田汉、吴晗、沙千里等。

    十点钟,欢送大会宣布开始。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的两辆宣传卡车停在火车站口,作为临时主席台。上海百货业的铜管乐队奏起了《反内战》乐曲(用《打倒列强》原谱),一位青年站在主席台上挥动手臂指挥,几万人跟着唱起了雄壮的歌:

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要和平!要和平!

全国同胞起来,全国同胞起来,

要和平!要和平!

    欢送会的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位组成。王绍鏊首先致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全场群众跟着呼喊“去!去!去!我们都去!”

    我们赴京请愿的九个代表,大都年事已高,马老那年已经六十二岁。为了防止过于疲劳,大家推举蒉延芳先生和我给欢送群众讲话,其他代表都先上了火车。蒉延芳先生讲话,答谢上海各界的热情欢送,说:“中国一定要和平,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把青年学生打老了,我们老头子打死了,工商业打垮了,中国就打亡了。再打下去,真是不堪设想了!”我应邀讲话说:“看见这么多人欢送,增加了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无限勇气。但是,我个人力量很小,希望大家更团结努力。”

    接着,陶行知先生讲话。他说:“八天和平不够,我们要永久和平。和平与民主不可分。我们要十分的和平,也要十分的民主。中国再打下去就要亡国了,不愿做亡国奴的联合起来!”林汉达先生执大蒲扇走上讲台,对着扩音器很诙谐地说:“九位代表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中国人,不管哪一个,除掉少数好战分子外,没有一个人愿打内战。中国的主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今天为什么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呢?抗战以前,政府对日本非常稳健,那时也是学生和人民北上南下的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战。今天这九位代表去,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这时,会场沸腾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停了一会儿,林汉达才接着说:“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我们更希望外国人帮助中国实现和平,不希望用飞机大炮来帮助中国打内战。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不愿意再打内战。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去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我们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目的不可!”这时,掌声雷动,群众在烈日下有节奏地高喊:“去,去,步行去!”台上台下沸腾起来,到了极点。

    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也被热烈欢迎讲了话。他们呼吁当局减少军事开支,增加教育经费,并表示赴京请愿不达反内战的目的决不罢休。

    最后,吴晗(西南联大教授)讲话说:“今天是民众抬头的日子。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谁敢再打内战,一定被人民唾弃。这次人民代表晋京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永远不许失败。”他提高声音又说:“上海市人民是和这八位代表站在一起的,请吴市长(按: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来看看今天的大会,是否能代表民意?!”讲话结束后,南洋女中学生代表走上主席台,赠给我们赴京请愿代表一面锦旗,上面绣有“立刻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字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再去;四、通电美国政府,希望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

    大会结束,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群众簇拥着我们走进车站。成群的中外记者跟着我们采访,美国福斯制片公司派人来拍摄了现场实况。车站成了五彩缤纷的标语的海洋。最多的标语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和平”、“保障人民自由”等。我们走到月台,看到车厢、车窗、车顶上也贴满了标语和漫画,其中有一条大标语特别令人瞩目:“内战若不停止,全国同归于尽。”当然,也有两条唱反调的大标语,一条写的是“打倒马叙伦”,一条写的是“打倒林汉达”,挂在北火车站的站口,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国民党特务搞的。这两条标语尽管布幅很长,字也不小,但是孤零零的,显得既可笑又可怜。

    许广平大姐一直送我到代表团乘坐的头等车厢旁(两位学生代表乘坐另一节车厢,大概是硬席)。她对也来送行的我爱人严景耀说:“假如雷先生去请愿不成功怎么办?”严景耀幽默地回答说:“那么我就不要她回来了。”送行的人们听了哈哈大笑。在笑声中,许大姐说:“那么,雷先生是非成功不可的了。”上车后,我们从车窗里伸出头去,请大家回去,可是谁也不走。这时留在月台外的群众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火车不开的消息,立刻激动起来,高喊:“要求站长开车!”过不久,我们乘坐的一一六号列车终于正点起动,乐队奏起了欢送曲,群众高呼口号(有的呼“铁路工人万岁!”)并纷纷挥手致意,月台附近还响起了爆竹声。我们伸出手去,同跟着列车跑的人们握手,握手。

    车离开了火车站,我偷偷地问马老:“今天这么大的欢送场面,大概是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吧?”马老回答说:“你说对了。”我心里想: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争民主要和平运动,一定会蓬勃发展,势不可当。

    据后来别人告诉我,我们的列车开出北火车站后,数万群众开始了上海市规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十一时许,游行队伍出发,由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打头,等到队尾统益纱厂工人离开北火车站时,已经十二点了。游行持续了约五个小时,行程数十里。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严景耀、吴晗等都走在队伍的前列。沿途不断有市民加入,队伍愈走愈壮大,形成了反内战的巨流,周建老当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他游行后说:“生平没有走过如此长的路,可是一点不感到疲倦。”这次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表明了上海人民新的巨大觉醒。

途中的斗争

    从上海到南京,不过近三百公里的路程,按当时我们所乘快车的正常速度,五个来小时即可到达,也就是说,上午十一点开车,下午四点应该到达。但是,我们直到下午七时许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是因为,我们在途中遇到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

    开车不久,就有几个冒充列车员的特务要我们代表团人员写详细履历。我们问为什么要写履历?特务回答说为了“特别保护”我们。我们说:不必费心。特务们仍然纠缠不休。我们气愤得很,就严词质问他们:凭哪条法律规章,旅客坐火车要写详细履历?问得特务们瞠目结舌,无法回答。周围的旅客有的也帮我们讲话,有几个外国旅客过来看热闹。特务们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车到苏州,当局派了一伙人来,把车厢外的所有标语口号统统撕掉和擦洗掉。车到常州,又有一伙人走上车来,把车厢内的所有标语口号统统撕掉和擦洗掉,并贴上他们预先写好的反动标语。这伙人折腾了一阵,看到我们不予理睬,才悻悻而去。

    车到镇江,又来了一伙捣乱的人。这些人大都身穿纺绸衫,面色红润,显得营养良好,却口口声声自称是“苏北难民”.他们围在我们的车窗前,乱哄哄地说什么共产党使他们“有家难回”,要求我们向共产党请愿,而不向“政府”请愿。有几个穿灰蓝色纺绸衫的人,由一个穿中山装的人领头,闯到我们的车厢里来。他们中有一个人手举一面三角纸旗,上写“苏北难民代表”。他们走近我们,好像认得似地向马老鞠躬,说来“欢迎”他,请他下车向“难民”演讲,企图乘机绑架行凶。吴耀宗、阎宝航立即严正声明:“我们是去南京请愿的,不能中途下车。”他们一计不成,就威胁说:“如不下车,我们有人就要卧轨挡车,火车别想开。”在特务们的突然袭击之下,我们代表团的几个人立即分工:一部分人保护马老,坚决不下车;一部分人到各车厢向旅客们宣传我们代表团去南京呼吁和平的光荣使命,争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另一部分人则向月台上的人群进行反内战的宣传。我坐在靠着月台的位置上,车窗外就是“难民”和看热闹的人群。我对着窗外大声说:“我们去南京请愿,正是因为国家打内战,老百姓太痛苦了。我们要去见蒋主席,见共产党的周恩来先生,请国共双方不打内战,好叫老百姓不再受苦。我是广东人,广东的老百姓饿死很多,有些人都没有裤子穿,比你们苦多了。我们这些代表多半是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热的天上南京,不就是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吗!你们有痛苦,我们一定代为转达。”一些听众连连点头。经过代表团成员们做工作,旅客们纷纷谴责“难民”们的捣乱行为,要求赶快开车;几个外国旅客找到列车长交涉,说:“一定要开车,不能耽误我们的事情。”。车长跑前跑后、跑上跑下,急得满头大汗。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站方和列车长对“难民”的无理取闹进行了干预,特务们才溜下车去。列车停了约两个小时,终于开动了。我们回首车站月台,看到号称有数百“难民”的队伍,零零落落的,实际上只有二十来人,正垂头丧气地看着我们的列车逐渐加快速度飞驰而去。

下关的暴行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们的列车终于缓缓驶进南京下关车站。从上午十一点开车,到下午七时进站,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我们这趟京沪快车足足行驶了八个小时。

    停车后,民主同盟代表叶笃义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团秘书罗叔章等上车来欢迎我们,几位新闻记者也上车进行采访。他们下午四点就来等候,等了三个钟头。我们与欢迎者略事寒暄后,即鱼贯下车。这时,有三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从人丛中挤到我们身边来,他们缠着要求我们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虽然很勉强地做得有“礼貌”,但那种有意寻衅的表情一望而知。我们代表团的秘书胡子婴非常和婉地答复他们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这三个人仍不满足,反复问我们:“战争的责任究竟谁负?”“你们对共产党的印象怎样?”直到把手上拿的纸条上写好的问题问完了方才住口。经过这一番纠缠,我们发现,同车来的旅客都已出站,而我们却找不到“红帽子”(按:解放前火车站上搬运行李的工人都戴一顶红帽子),行李没人搬,就自己动手慢慢地搬。这时,又有两个自称“苏北难民”的人,一个穿中装短服,一个穿学生制服,走上前来要见马老,同我们“谈话”。他们先谈“难民”不能回乡的“苦衷”,接着就以挑衅的口气提出一连串准备好了的问题:“你们来的动机是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苏北的情形?”“内战的责任归谁负?”胡子婴代表大家严正答复说:“只要中国内战停止,离家流落的难民就可以回家了。”这两个家伙看看没有什么机会可乘,也溜了。一会儿,叶笃义找来“红帽子”,把行李搬出了月台,我们跟着出了收票处。这时,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我们包围起来。我看到两旁排列着一些军警,但他们视若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我们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老、我,还有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叶笃义和几个记者也被迫进了候车室。在推推拉拉的过程中,我紧跟着马老,我的手提包、手表和眼镜被暴徒抢走了,手提包内有给马歇尔的备忘录副本,有上海各界人民签名给中共代表团的致敬书。我们被推挤进候车室后,几个宪兵和警察来到候车室门口把门,好像是来“保护”我们。我跟把门的宪兵商量,要求往城里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宪兵回答说电话线已被切断,不能打。显然有周密布置。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叫姓马的出来!”“打倒共党!”把门的军警允许“难民”派“代表”进来,于是几个“难民代表”进来和我们谈判。开始,他们要求马老带他们去见周恩来;后来这话不说了,又劝我们回上海;后来又要求马老出去和“难民”见见面,讲讲话。马老闭目端坐,一概不予理睬。在这个过程中,几个“难民代表”出出进进,十分忙碌,似乎是不断向上级“汇报”和“请示”。

    双方正在僵持不下,阎宝航突然闯进候车室。原来,盛丕华、蒉延芳等被困在西餐厅,恰有几个外国人正在那里用餐,“难民”总算客气,没有吵闹撒野。盛、蒉等听到我们这边大乱,放心不下,阎宝航于是挺身而出,跑过来看我们。他看到这边的情形,气愤不过,就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和“难民代表”谈判。这些“代表”提了十几个条件除了送他们“还乡”之外,还有什么“共党放下武器”、“民盟不搞政治活动”等。谈不出所以然,“难民代表”就请阎宝航出去向“难民”讲话,阎慨然允诺,出去向这些所谓的难民进行宣传和解释。刚讲了几句,“难民”就狂叫:“不听!不听!叫姓马的出来!”还有几个“难民”对着阎宝航大喊:“跪下来!跪下来!”阎宝航气得浑身发抖,愤慨地说:“我在东北打了几年游击,从来也没有向日本人屈膝。跪,办不到!你们枪毙我好了!”这些“难民”见吓不倒阎宝航,又大叫大嚷:“要姓马的出来!”马老年事已高,已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当然不同意让马老出去。马老则始终闭目端坐,一百个不理。事后马老告诉我:“来的时候,早经决定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性命。四十多年民主政治的愿望没有达到,反使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内心的痛苦比死还要难过。如果他们把我一顿打死,是成全了我。所以我能心如止水,一点没有什么惊慌。”

    这时,前来进行采访活动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和其他几家报社的记者,为了急于回报社发稿,向“难民”们说明自己的身分,要求出去。他们刚出去不久,就被暴徒包围,在人群后面有人喊:“打那个女的!”浦熙修随声挨了打。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这是特务们“小打出手”,“大打出手”还在后头。记者们不得已,只好退回候车室。

    这样纠缠了几个小时后,一辆满载武装宪警的卡车开进了火车站,他们包围了现场,并不进行“弹压”,却站在远远的地方袖手旁观。我们要求他们维持秩序,他们置之不理。“难民”们停止了哄闹,纷纷交头接耳,似乎在等待上峰指示机宜。趁此机会,一个记者冒充是警备司令部的,才混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难民”们又哄闹起来,尖叫声、谩骂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便衣“难民”不断增加,而宪警却不断减少。到晚上十一点多,也就是我们下车被围困五个多小时之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堆里一个人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飞向我们。阎宝航和我为了保护马老,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了那面,挡不胜挡,结果马老还是挨了打。后来马老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被打得最重的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年轻力壮,曾猛烈抵抗,因寡不敌众,被打成重伤。记者浦熙修、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疼痛异常。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我拼力抵抗,结果我的手被抓掉了一小块肉,流血不止。混乱中,我被推躺在沙发上,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我们的皮鞋猛抽我们两人,浦的鼻血流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人也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嚷嚷:“不要把她们打死,差不多了……”之后,这一场凶殴才停止下来。

    被围困在西餐厅的盛丕华、蒉延芳、张絅伯等人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没有挨打。

    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压力下,发布了将东北停战延长八天的命令,但是不出两天,命令的墨迹未干,又马上制造了一个下关流血惨案。这一事件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善良的人们。

被打伤之后

    暴徒们大打出手之后,才有一批宪兵开到现场进行“弹压”。“难民”们看到事态闹大了,纷纷溜走。宪兵们听任那些打手溜走,却像押送犯人似地把我们装上一辆大卡车。我爬不上车,几个外国记者把我托上去。我看到代表们和几个中国记者东倒西歪地坐在或躺在卡车地板上,陈震中躺在车板上呻吟,伤势沉重。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到达南京警备司令部。当发现这里是司令部而不是医院时,我们纷纷表示抗议,拒绝下车。正在相持不下时,几个坐吉普车跟踪而来的外国记者仗义执言提出抗议,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先送我们去医院。当局无奈,才勉强同意把我们先送医院。

    于是,我们继续乘坐那辆卡车去医院。路上,大家看到陈震中躺在车板上像个死人,呻吟之声渐渐没有了,都非常着急。有人还大叫:“快开车,快开车!”可是这辆老牛破车仍然晃晃悠悠、慢慢腾腾地走。又颠簸了约半个小时,才到达太平路中央医院分院,时间已是二十四日凌晨两点。士兵们把受重伤的人员抬进医院前厅,放在水泥地面上,然后在四周布岗,如临大敌。我们又痛又累,非常难受。正当我们痛苦呻吟之际,忽然一阵脚步声,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以及郭沫若同志走了进来。他们神情严肃地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周恩来同志还连连同我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他带来许多水果慰劳我们。当听说我们还未曾吃晚饭,周恩来同志又派人出去买牛奶和饼干来给我们充饥。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来了。他们直到东方发白才离开。

    那天凌晨,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也曾来到医院表示“慰问”,说了一声“抱歉”,并表示要赔偿我们被抢去的财物(后来并未实现)。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一名姓乐的副厅长和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剑如也来到医院“探视”。

    后来据郭沫若同志回忆说,他来医院慰问时,一进门,就在底层的敞厅里看见了我们。乱纷纷的,一屋子都是人。他首先看见一个人仰睡在长凳上,那是吴耀宗,未受伤。转过去,看到阎宝航躺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身上好些血迹。马老则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我也躺在担架上,脸上身上都有血迹,但神志清醒。伤最重的是陈震中。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没有受伤,坐在靠壁的长凳上。胡子婴、罗叔章两位则忙于照拂一切。几个宪兵守卫着。叶笃义躺在诊室的长桌上。高集和浦熙修则躺在手术室里检查伤势,浦不断地哭泣。周恩来同志看到我们的狼狈处境,同院方力争,院方才允给三等病房的五张病床,由马叙伦、陈震中、阎宝航、叶笃义和我住。三等病房里的木床上布满了臭虫,哪里能睡得着?后来,高集、浦熙修包扎完毕后由宪兵派卡车分送回家。未受伤的代表由罗隆基陪同,下榻于南京鼓楼兴华旅馆。

    在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足见国民党特务的横蛮和愚蠢。南京中国银行有一位姓陆的女职员,因公去下关车站办事,适逢其事,到候车室看热闹,被暴徒误认为代表团人员而打了一顿。她的衣服被扯得稀烂,几乎赤露着上身,糊里糊涂也跟着上了卡车。到医院后她伏案痛哭不已。包扎完伤口以后,她才噙着泪水离去。

    据说,下关事件发生当夜,南京所有的报纸都接到不得刊登此事的命令,但是,第二天,还是有几家报纸或因为自己的记者在被打之列,或因激于义愤,报道了这一事件。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国民党当局眼看事情愈闹愈大,怕弄得不可收拾,对我们的态度才变得“好”些。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当局把我们五个住院的人由太平路中央医院分院转到刚刚建成的条件很好的黄埔路中央医院总院,由三等病房转入头等病房,每人一个单间。

    住进医院后一连几天,来探视、访问、慰问我们的人络绎不绝。记得二十四日上午来看望我们的知名人士有李维汉、廖承志、范长江、邵力子和冯玉祥的代表等,还有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同我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关心、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对我们代表团人员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来访问的记者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代表团是否将向法院起诉?马老代表我们大家回答说:起诉无对象,即使有对象,亦必无结果,故起诉又有何用?后来代表团研究后决定:我们既为和平而来,自不愿因此而有碍于和平谈判,因此不扩大追究。但要揭露真相,要向当局提出要求。

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罗叔章二位,每日加意看护我们,有时代我们答复函电,接待来访,备极辛苦。她们是守职尽责的典范。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宪兵一团装模作样地抓了八个“嫌疑犯”。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在二十五日上午的行政院例会上做“检讨”说:此次事件发生,治安当局未能尽到保护之责,内政部当局亦难辞其咎。该管区警察所长余湛防范不力,予以撤职;下关警察局局长余翼群记大过一次;首都警察厅长韩文焕予以申诫。蒋介石集团以为这样“表演”一番,就能够隐藏制造惨案的主使人,瞒天过海,草草了事。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宪兵一团抓的八名“嫌疑犯”,由宪兵司令部军法处“侦讯”后,以“毫无参加殴打事情”为由,取保开释了两人。其余六人于二十七日移送南京地方法院审讯。六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曾参加殴打,说是去“赶热闹”“看共产党”的。此案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


全国轰动了

    下关事件发生后,全国哗然。这一暗无天日的事件竟然发生在宪警林立的“首都”,而且“演出”长达六七个小时。它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撕下了蒋介石政府的画皮,对全国人民,包括我们代表团人员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全国各界人民都站在我们一边,坚决地支持我们。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参加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就“下关事件”郑重提出报告,并发出备忘录,交给美方代表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俞大维。原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徐永昌将军、俞大维部长阁下:

昨夜南京下关车站所发生之暴行惨案,曾由我方章秘书于当时面告考艾上校,并经考艾上校转告俞部长,俞部长允为转达陈诚将军,采取适当办法处理此事。但实际情形,上海人民团体为和平请愿的代表自昨日十八时半起,即被南京有组织的二百余特务暴徒包围毒打,不分男女老幼,皆被殴辱,并掠夺身上财物,警宪旁立,视若无睹,令人愤慨。直至午夜后零点三十分,请愿代表及其他人等受伤倒地,暴徒畅所欲为后,始由警备司令部派兵以车送各代表至医院医治。代表受伤四人,连同在场记者及欢迎人员受伤者共十二人,名单见另纸所录。

查人民团体推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不论其性质属于何种,都应得到政府保护,何况此次上海人民团体所推派之代表,原为请愿和平及停止内战而来,且又拟向三人会议中马歇尔将军、政府及中共代表陈述意见,俾有助于三人会议之进行,更宜受到应有之保护。

    我深知三人会议从来都重视人民团体及其代表乃至社会人士为停战和平奔走所提出之意见。而此次代表不仅能代表选举他们之上海人民团体,且能代表昨日亲往上海北站欢送他们的五六万上海市民。政府方面理应重视此事,不仅不应纵使此二百余特务暴徒肆行无忌,且应接见他们,诚意的听取他们提出的主张。

    为此,我特向政府放纵此次首都暴行的事情,提出严重抗议,并提议政府应采取如下步骤,以平公愤:

    一、政府应下明令惩办六月二十三日南京下关车站凶殴上海和平请愿代表的祸首;

    二、政府应下明令追究此次事变中地方警宪之责任,并予惩处;

    三、政府应明令取消军统、中统等等特务机构,并保证此种同类事件不再发生;

    四、政府应明令保护人民团体及个人有向政府请愿及申诉之权利;

    五、政府应负担受伤者医药费及各人所受损失之全部赔偿;

    六、政府应负责保护各代表在京及其以后之居住行动的安全。

上述提议,务请政府代表于下次三人会议开会时,赐予回答为幸。

专此,顺颂

公祺

中共代表  周恩来  谨启

    不久,我们又收到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慰问电,全文如下:


南京周恩来同志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摄!

毛泽东  朱德

    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写了一封慰问信给我们上海人民团体的八个请愿代表(另有一封信给两位学生代表),全文如下:

夷初、絅伯、耀宗、洁琼、延芳、达三、丕华、宝航诸先生公鉴:

敬启者: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团体,奔走和平,莅京请愿,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殴辱,支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曷胜感佩。中共对当前国是主张,要在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目前为争取长期停战,已作极大之让步,虽尚未获得协议,仍当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请以此意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并望再接再励,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至祈

时锡教言,以匡不逮,毋任盼祷。专此。祗颂

日祺!

周恩来  董必武  滕代远 

                    邓颖超  李维汉    敬启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叶剑英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也发来慰问电。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封陆定一同志给我个人的慰问信,全文如下:

     洁琼先生:

惊闻先生因奔走和平,在南京车站横遭暴徒凶殴,愤慨莫名。敬赠延安著名歌剧《白毛女》一册,聊表慰问之意。哂纳是幸,并颂

痊安

                       陆定一

    委派我们赴南京请愿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此发表宣言如下: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吴耀宗、胡厥文、陈震中、陈立复等先生晋京呼吁和平,受五万余人民车站相送,谆谆嘱托,庄严隆重,中外感动,向所未见。不意经过苏州、镇江之际,一再遭受自称苏北难民者所阻挠。迨达首都,甫出车门,即遭暴徒包围,历五六小时之殴辱,致令代表受重伤者四人,大公、新民诸报记者,亦遭毒手。据目睹者所见,自称难民者胥为彪形大汉,衣履整饰,公然发号施令,指挥行动,组织俨然,断不类普通难民。本会各团体认为此次事件,显系好战分子指使暴徒伪装难民,有计划压制民意,破坏人民请愿权利,残害人民身体自由之暴行。因和平停战之要求,举国人民咸同此心,而归心迫切之苏北难民,尤应首赞此举,何以反向我上海呼吁和平之代表阻挠、殴打;若谓彼辈为难民,谁其信之!且皇皇首都,车站冲要,军警密布,竟任令数千(原文如此)凶徒如此横行不法,责任所在,当局难辞其咎!为此,本会各团体除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并盼全国各人民团体一致起来争取和平,并对下关事件要求政府速惩凶犯,并严究发纵指使之祸首,确实保障各代表安全,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请愿权利,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再者我上海人民,自消息传来,连日悲愤填膺,椎心泣血,群情激荡,众怒难平,深望政府当局顾念舆情,对我呼吁和平代表,披肝沥胆,以诚相见,毅然宣布结束武力解决,庶能挽垂危之大局方面已失之民心(原文如此)。否则每一国民,都有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都有继续请愿、为各代表后盾的决心,言出必行,义无反顾。恐进京请愿和平者,将不止十人百人、千人万人而已。际兹月末,停战期满,上海人士严正期待政府之决策。谨此宣言!

    我所执教的东吴大学也发来慰问电:

洁琼先生、立复同学及各位反内战人民代表英鉴:

    先生等此次为反对内战促进和平,代表人民晋京呼吁,不意竟为暴徒殴辱,且伤害颇剧,实深愤慨!本校师生于哀痛之余,誓为先生等有力后盾。愿先生安心求治,早复健康,俾便再接再励,以完成争取民主和平大业。特此慰问。

东吴大学师生  谨启

    沈钧儒、陶行知等九位知名人士也发来慰问电:

南京中央医院

马夷初、阎玉衡、雷洁琼、陈震中诸先生公鉴:

    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五百万民众,不辞劳瘁,晋京为民请命,呼吁和平,不意方抵都门,即遭暴徒凶殴,钧儒等闻悉之下,不胜悲愤!八年抗战,疮痍满目,经济已临崩溃,饿莩遍及全国,若再继续内战,势必亡国无疑。先生等为和平奔走,而竟遭毒手,全国人民同声愤慨。钧儒等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等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特电慰问,并致最高敬意!

                      沈钧儒  陶行知 沙千里                             沈志远  闵刚侯 徐伯昕

                         孙晓村  吴觉农 史  良

    陶行知先生还单发了一封慰问电,里面有这样的话:“弟未能奉陪晋京,分受光荣之伤,深以为终身之大憾!”

    此外,茅盾、马寅初、周信芳、史东山、冯亦代、骆宾基、徐迟等也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茅盾在题为《下关暴行与人民最后的期望》文中写道:“下关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是也叫人们想起了‘三·一八’。那时候,段政府以为用流血的手段可以‘终止’了人民的‘请愿’,结果呢,‘请愿’之类固然不再有了,可是人民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示了意志。到了与人为善的行动都被用血来淹没的时候,人民的认识将会更进一步的。”

    我们住在医院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访问者络绎不绝,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慰劳品多得不得了。解放区的舆论和国统区的公正舆论都支持我们,站在我们一边。在国统区的报纸中,重庆《新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态度最为鲜明。在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高压下,一些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曲折的方式,表示了对我们的同情。《南京人报》有个《蜂刺》专栏,由令狐畏执笔。下关事件的次日(二十四日),该专栏只登了“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大字。

当然,也有人企图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宣部通过中央社公布了所谓“六·二三”事件经过,竭力歪曲事实,诬蔑我们;《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御用报纸一个调儿地咬定我们是“冒充人民代表”,是“自称人民代表”。记得当时上海、南京许多报纸都刊登了驳斥的文章。叶圣陶先生当时写了一篇很有力、很及时的短文批驳他们:

马叙伦先生等并非“自称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推选他们的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我们要争取发表的自由,我们有意见,就得发表。我们要争取委托的自由,我们相信马先生等不负我们的委托,就委托他们。发表跟委托这些事情,难道也要登记、核准、圈定吗?岂有此理!

会见蒋、马、宋

   我们几个人被打伤后,代表团的活动并未停止。二十四日下午,蒉延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由民盟代表罗隆基陪同,到南京国民大会堂出席参政会,向政府当局及各党派(中共除外)报告经过。首先由蒉延芳报告组织请愿经过,并出示上海五十三个正式团体盖章的册子,以证明代表团的身份。盛丕华受权发表声明:得受伤代表同意,抱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宗旨,放弃法律起诉,以便促进和平。张絅伯在会上恳求国共双方弃嫌修好,以慰人民之望,并使中国做美苏亲善的桥梁。二十五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因为代表团团长马老受伤住院,未受伤的代表团成员临时公推蒉延芳为负责人,决定走访各方面人士。二十六日上午,拜访了冯玉祥、李济深、邵力子等人。冯、李、邵在处理事件善后等方面出力颇多,代表团向他们表示深深感谢。下午,去见蒋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安排代表团见蒋介石。同一天,打电话给马歇尔特使,请他约个见面时间。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美国特使马歇尔会见我们代表团。我们住在医院的四个代表也扶病坐救护车前往。胡厥文已从上海来南京,参加了会见。我们代表团全体九个人,加上秘书胡子婴和两位学生代表,共十二个人,分乘三辆汽车,前往宁海路五号马歇尔公馆同他会面。马原定上午同我们会见,后因临时去见蒋介石,要举行整军方案会谈,故改为下午三时。后又改为下午五时。我们准时到达。走进客厅,才知道马正与宋子文谈话。等了几分钟,宋走,马才走进客厅同我们打招呼,又邀我们到里面一间客厅谈话。我们一坐下来,马首先表示抱歉,他说:“这两天谈判紧张,所以把会见你们的时间改了两次。”他又说:“今天从早八点到现在,都在开会,根本没有一点休息时间,连中午半小时午餐时间都在和参谋们讨论事情。”我们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的目的,随后把上海民众送给他的旗子和写给他的用一尺来高的信封装着的请愿信以及代表团的备忘录交给他。我们劝他力促实现中国国内和平,并告诉他,他在实现和平任务中有一张王牌,这王牌就是全中国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马歇尔讲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辩解。他还表示什么他也是左右为难,两方不讨好,食不甘味,从早到晚一刻无暇,但他一定要找出一条路,来实现中国的永久和平。他看见我负了伤,问我被打的经过。马听了我的叙述后仿佛很动容,微微摇着头说:“我太抱歉了!”马歇尔又问我:“你认识宋美龄女士吗?”我说:“一九三八年在庐山妇女座谈会上见过。”马说:“你愿意见见她吗?”我说:“可以。”阎宝航、吴耀宗和我有时都用英语讲话,马歇尔不会说汉语,但双方都比较客气。马歇尔还谈了不少中美友谊的历史,许多话我都忘了,但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国共双方都不大感兴趣,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人民。我很想听到第三方的意见。”他一再表示谈话内容不得向外泄露。会谈原定一小时,后因所谈问题多,延长了半个多小时。六点半稍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团长为了整军方案的谈判,来见马氏,在外客厅等着,我们就告辞了。

    二十八日上午,吴鼎昌通知代表团,蒋介石决定下午四点在官邸“接见”代表团成员蒉延芳,其他成员一概不见。蒋和蒉延芳先生算是老朋友,因此派吴鼎昌到蒉下榻的浙江兴业银行接他。这次“接见”当时全国各地报纸都登了消息,报道为“蒋主席接见上海人民代表”。哪怕只见一个团员,总算承认了我们这些人是上海人民代表,而不是“所谓代表”和“自称代表”。据蒉延芳先生后来讲,他见蒋后,首先陈述了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希望。蒉说:“再打内战,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蒋介石虚伪地表示必须避免内战、实现和平,但又颠倒黑白说:“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据说,蒋曾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后来事实证明: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并加紧布置向苏北解放区进攻。

    二十八日下午一时许,除马老因伤重疲劳、蒉延芳先生去见蒋介石外,我们代表团其余成员全体去梅园新村十七号访问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大家,并表示:中共一向主张和平,不愿打仗。倘若政治民主有保障,军事问题可以让步。大家谈得十分融洽。周恩来同志还指着各种地图,向我们分析了形势。大约谈到下午两点时,有人来通知我:马歇尔特使派李参谋来接我坐他的轿车去见宋美龄,已在门口等候。大家都催我去,我于是中途离席。

    轿车一直送我到蒋介石官邸的门口。宋美龄身穿旗袍,在布置得非常讲究的二楼客厅迎接我。她让我坐在双人沙发上,自己坐在我旁边。她招呼仆人送来一杯热茶,让我吃香蕉、糖果,并回顾了一九三八年在庐山妇女座谈会时同我见面的情景,寒暄了一番,显得很亲热的样子。我首先向她讲述了“下关事件”的经过,宋表示很“愤慨”。我说:内战使工商业凋敝,学生学业受阻,使人民生活穷困,社会不安,使国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我要求宋运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防止内战,促进和平。宋象外国人似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把你的意见转达给政府。”我针对国民党特务的横行霸道说:“今天中国人民要求的,顶多也不过象美国那样的民主和自由。假如人民连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意志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是会用行动来表示的。”宋美龄是在美国长大的,呼吸过美国式的自由空气,她对此表示“理解”。我又说:“听说上海有几家替人民说话的报刊,如《文汇报》等,不久就要被政府用‘登记手续不完备’为理由‘立刻查封’,希望夫人注意。”宋表示惊讶:“真的吗?不会吧!”我说:“我是这么听说的,你最好问问吴国桢市长。”(后来,《文汇报》等报刊在一九四六年得以免予“立刻查封”,可见宋对“政府”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最后,我讲了上海学校中一些特务学生横行霸道的情况。我说:“有的三青团学生掏出手枪来放在桌上,对老师和同学进行威胁。”宋又耸耸肩膀,把两手一摊说:“真有这种事情吗?”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基本上用汉语谈,偶尔也掺杂用英语。我看她谈话没有什么诚意,就告辞出来。她送我到门口,我乘原轿车回医院。到晚上我才知道,代表团其他成员在梅园新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周恩来同志还招待大家吃了晚饭,真是后悔不迭。

    第二天,宋美龄派她的秘书张霭真送来一大筐水果,有苹果、香蕉等。

    该见的见了,该说的说了,我们赴京请愿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此行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制止国民党的内战。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任务要靠强大的人民军队、靠全国人民的奋起才能完成,绝不是我们代表团区区几个人完成得了的。但是,下关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它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面目,教育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没有在南京继续逗留的必要,该是回上海的时候了。

由南京返沪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大约三时许,我们上海人民团体晋京请愿的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和我共八人(胡厥文有事暂留南京),偕代表团秘书胡子婴,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南京返上海。我们几个受伤的人是直接由医院坐小卧车去机场的。到机场欢送我们的,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齐燕铭、李维汉等,有民盟方面的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梁漱溟。我们在登机前曾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代电)。

    同日下午五时,我们所乘的班机在上海龙华机场着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新闻记者及各代表的亲属数十人到机场迎接。我爱人严景耀借了新华银行的一辆小卧车来接我。我们下机后,由代表团秘书胡子婴代表大家发表了谈话。

    我们几个受伤的人,在南京扶伤请愿,又带伤返回上海,亟需休息。马老回沪后,在寓所玻璃门上贴了如下告示:

    伦等入京呼吁停战,业于前昨分别谒见蒋主席、周恩来先生、马歇尔特使,当蒋主席答复:“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周恩来先生答复:“绝对赞成和平。”马歇尔特使答复:“我定要使中国和平实现。”知关锦注,略具奉告。伦伤创渐痊,惟尚神经衰弱,不能多语,拟休息数日,再图答晤。劳劳感甚,特此志谢!

叙  伦   六月二十九日

    我回沪后,伤未痊愈,又加异常劳累,于是由严景耀代为接见不断来访的朋友和慰问者。当时,我备了一个小笔记本,凡是来访问我的人,都请在小本上签名留念。

    当我们在南京被殴凶讯传到上海时,上海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曾发起“和平献金”运动,以慰劳和馈赠赴京请愿的受伤代表,并扩大宣传影响。这个活动从六月下旬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共献金一千零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元。这在一九四六年中期是很不小的数目。《文汇报》当时几乎每天报道“和平献金”的情况。我们曾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各界人民,登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敬启者:六月二十三日,叙伦等代表上海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入京访谒政府当局及中共代表、美国特使,不幸甫抵都门,即遭所谓“苏北难民”围击,致受创痛。乃承各地团体及中外友好,或驰函致问,或劳步相存,馈贻不绝,慰励有加。叙伦等虽勉成使命,实未获效果,心深惭悚,无以塞责!顾仍荷社会各方面矜其遇暴,勖其就医,先后赐致药饵之资,业由文汇报馆汇集交到。叙伦等接受之余,莫名感荷。惟是叙伦等伤病渐愈,敬此恳辞再赐隆惠:至叙伦等医药所需,业已经各团体屏当讫事。兹将尊款移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用诸社会事业,以广仁风。特此声明,并致谢忱。顺颂

公安!

                    雷洁琼  马叙伦  阎宝航

                        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我们代表团的几个人,后来有的应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的应邀到学校、工厂做报告,把“下关事件”的真相告诉上海广大人民。记得刘王立明曾在国际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的经过和被殴的真相。如果说在抗战胜利后的初期,蒋介石还能欺骗、蒙蔽一部分人的话,那么,经过“下关事件”的教育,蒋介石已是民心丧尽,假和平、真备战的狠毒心肠已经昭然若揭。

(本文选自《雷洁琼文集》P391—426。雷老此文撰于1982年,

首发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后又曾收入《文史集粹》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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